今天探索吧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关于贾樟柯电影小武,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关于贾章柯
答五六年前的一个傍晚，学校文学社的几位师兄找了个小教室放电影，只有十来个观众，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多媒体的屏幕上打出片名《小武》。
一个名叫小武的小偷出现在尘土飞扬、骚动不安的小县城街道上，他努力维持身为儿子、朋友和情人的尊严，但这注定是一次失落之旅，所有关系都轰然倒塌，没有人需要他，最后他被铐在电线杆上，手无寸铁地，接受路人的目光拷问。
看完之后，所有人的脸上带着相同的惊异和激动，过了好一阵，大家才能稍稍镇定下来，开始讨论，有人说“没想到能拍出这样的中国电影”，有人说“真实，太真实了”。
大伙散掉后，还有人因为过于激动而独自骑车逛了一夜。
现在的贾樟柯，已经成为成千上万电影青年的榜样，他为他们指明了拍电影的方向。
像贾樟柯那样拍电影，意味着拍电影是现实的、平民化的行动。
扛台DV机，找一帮朋友就拍了起来，也能拍出令人激动的作品，这给了无数缺乏资源的电影青年以极大的鼓励——拍电影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早年，他喜欢蹲在路边看来往的行人，他渴望走近他们，与他们交流，后来摄像机使他这一想法得以实现。
他就像文德斯《柏林苍穹下》那个男天使一样，置身于一个个表情各异的面孔中时，他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喃喃私语，懂得他们的疲惫、悲伤与无力。
这个在山西汾阳小县城里出生并成长的70年生人，中学时加入到街道上的小混混队伍中，在打架斗殴与哥们义气中获得了快乐，“打扑克，蹲在街边看女孩子，然后站在那儿等仇人，打一架”，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混混。
没有经历什么令人发指的苦难，没有惊人的传奇，是一个相貌平常、在小团体中充当老二角色的小人物。
他的那帮哥们中，很多人后来仍是混混，从良的从良，被枪毙的被枪毙，只有他拍起了电影。
小时候，他经常听父亲在火炉边讲自己去看拍电影的事情。
几十年前一群少年跋山涉水前往观看，欢呼雀跃之后静静地站在山谷间看着，多年之后他向儿子讲起这件事，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脸上有炉火的闪动，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他当过文学青年，也曾跟着民间歌舞团四处走穴，跳霹雳舞，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了《站台》。
接着又学美术，准备考入某所美术院校，21岁的贾樟柯看了《黄土地》，“看完之后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
1991年到1993年，贾樟柯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上学，遇到了王宏伟和顾铮，他们成立了“青年电影小组”，1995年拍了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最初的放映反应让他备感失落，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干这个行当。
后来《小山回家》获得香港映像节的大奖，他得到了一笔20万元的投资，他拿这笔钱回到汾阳拍了《小武》。
这部片子确立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耐心的长镜头，日常细节的呈现，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电影的人们所知道，但他肯定地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工作者”，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勇敢地用了“伟大”一词。
《站台》则是贾樟柯对自己的八十年代的一次充满乡愁的回顾，这些经历像一块石头挡在他面前，他必须把它搬开，那里面“有青春的激动，孤单感，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那时候资讯资源没那么发达，交通没那么便利，但是人们对生活的热情更高”。
影片的半自传性，再加上拍电影的特殊方式，《站台》是贾樟柯投入热情最多的、也是他至今最为喜欢的一部片子。
拍摄时，剧组像流浪艺人一样，坐着敞篷车游荡，从太原一直到内蒙，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整个拍摄过程也是一次体验生活生命的过程，“现在再也不可能这样了”。
中间有很多意外发生和灵感凸现，如果有人跟拍下来，应该是个很好的记录片。
到《任逍遥》里，背景转移到了山西的大同，讲的是两个下岗工人的子弟，两个19岁的男孩，同样的迷茫而无力，盲目地消耗着青春，生活中隐晦的色情与暴力，最后两人很笨拙地去抢银行。
然后是《世界》。
《小武》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与人群，《站台》是关于一个时代，《世界》则是讲一个空间，北京的世界公园那样一个空间。
贾樟柯说，《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一个幽默，世界不过是一个小角落，公园城市的光鲜陆离与在其中的人的实际生活形成反差。
镜头对准的仍是一些底层人物：公园的保安和演员，工地上的民工，来京做生意的温州老板，沦落异国的俄罗斯女人，从农村赶来领儿子尸体的老人。
这是贾樟柯第一部公映的片子，票房不甚理想，他自嘲是“非常过时”的导演，“拍一些谁都不爱的电影”。
跟之前的三部电影相比，《世界》出现了一些不小的变化，剧情大为增加，以前平淡处理、非常克制的感情戏变得浓厚起来，从未有过的哭戏出现了两次。
有人说，贾樟柯正在离他尊敬的导演越来越远，他所尊敬的导演比如布莱松、侯孝贤都以坚持简洁和冷静的风格而著称。
不过，这也可以认为贾樟柯正在尝试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
一以贯之的，是无处不在的现实感、真实感，《小武》里的喇叭喧嚣下一个沉默的村庄，《站台》里到私人煤矿下矿之前签的生死合同，《任逍遥》里电视上的申奥成功，《世界》里民工“二姑娘”从工地的高处摔下来，死了。
尊严，是贾樟柯影片中人物的关键词，这些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富，也没有圆满的爱情，他们被忽视、被伤害、被侮辱，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现实面前，会为了维护最后的、可怜的尊严，咬紧牙关的撑着。
小武身为小偷但有着自己的原则，在歌舞厅里的音乐声中、在心上人的陪伴中获得一种暂时的尊严感。
《站台》中三明拒绝上崔明亮他们的车，他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群人，他宁愿缓慢地、艰难地走着。
到了《世界》，赵小桃似乎在坚守自己的贞操，很有道德感，但是最后她只剩下身体的尊严。
贾樟柯用坦诚的、老实的方式再现了我们熟悉的场景，然后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感受到生存的艰辛、夹缝中的悲苦、动荡社会中的不安，以及种种挣扎的努力、虚幻的感动和安慰。
这是他的电影，也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尽管早就看过他的照片，但见了面还是吃惊不小，当他歪歪斜斜地靠在椅背上，坦然地、毫无防备地看着你时，他给人一种很柔弱的感觉。
也许正是这种柔弱使他高度敏感，使他能够去理解弱小者的喜悦和悲伤。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以前画过画，也写过小说，为什么选择拍电影，而不是写小说，不是画画？
贾樟柯：对我来说，那两种形式限制特别大。
我觉得电影，或者说所谓的艺术片，毕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特别希望我所关心的人群的问题，那些底层人的生活，它们能够在一个更宽的范围里面被人关心。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最喜欢的是《站台》，我问了很多朋友，大家最喜欢的一般都是《小武》。
贾樟柯：这个很难免，因为处女作聚集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能量，每个导演成功的处女作都是有奇怪的能量在里面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很多处女作都是对传统电影的反叛，都是对已有文化惯性的反叛。
《小武》出来之前，没有人去关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面无可奈何的生活，甚至连县城那样一个场所那样一个空间也是荧幕上没有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我自己也是。
经济观察报：要反叛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传统？
贾樟柯：我觉得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吧，对个人生命感受的一种忽视。
不管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里面，总有一种主流的对价值的判断，个人所经受生活的细节，个人的意识，个人承受的生活压力，在电影里是被忽视的，因为我们一直是集体的一种感觉。
我可以给人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之所以要用小武的名字为这个片子命名，是想回归到对个体、个人的重视上。
经济观察报：在拍摄态度和拍摄方法上是否也有所不同？
贾樟柯：导演角色的改变也是这个电影的反叛之处。
之前的电影，你能看出来导演在教化别人，去解释生活，解释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强者，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
到我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把个人的感情——我是弱者，我也知道——想把这个时代受到伤害的、受到影响的，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更靠近艺术本源的一种作用。
电影是要调动特别大的资源的一个艺术，以前又跟 *** 贴得特别近，又像是一个 *** 行为，所以权力感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那种权力意识会表现在电影里面。
我很讨厌俯拍。
我尽量采取跟拍，跟人有一个距离，用长镜头这种方法，它是非常民主现代的一种方法。
好莱坞的方法就是强迫观众看，现在要看你的眼睛，就给眼睛一个特写，观众的观看是被动的。
长镜头不是绝对的客观，但它是一种态度，他让你自己在一个连贯的拍摄里面去选择你想看的，你去决定你自己的感情突出到什么方面。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贾樟柯：拍电影，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二三十个人用一段时间积极地去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去外地拍。
大家一起去陌生地方拍电影的时候，一起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特别让我享受的一件事情。
除了工作之外，自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并不是有多少不自由，或者说你被限制什么的，而是说你要有心灵上的开放。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电影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并使现实发生变化吗？
贾樟柯：我觉得电影艺术是很独立的一种力量，来尽量平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这是能带来进步的lt;BR> 我觉得艺术是很好的东西，它能拓展人的自由。
比如九十年代初很多人强调要拍同性恋，拍边缘人群，正是有了这些艺术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来拓展我们生活的界线，拓展我们自由的界线。
对同性恋问题，现在可以很公开地去讨论，可以有一个共识，要尊重他们对性的取向。
这些改变都跟艺术最初的反叛有关系，我并不是夸大艺术的作用，而是说有了这个可能。
我拍电影这八年里，看到我们曾经非常反叛的一些声音，逐渐变成了公共的意识，这特别好，这是电影人的能力和价值。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拍电影的动力吗？
贾樟柯：很多人说你拍电影得那么多奖，得奖是不是你拍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不是，而是艺术本身那种成就，最主要还是参与到文化工作里面，你看到它有效，也可能暂时无效，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一定是有效的。
比如《世界》这个电影，我们探讨的是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的苍白感、无力感，一种被禁锢的感觉。
我相信可能再过五年或者十年，就会有一种公共意识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我们应该调整节奏，我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呢？
经济观察报：拍电影如何考虑我们身处的客观环境？你怎么理解这几年来有几部电影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
贾樟柯：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应该考虑语境，更通俗地说是宣传的环境，我觉得超越现在发展过程的一种创作可能是没有根基的。
比如《无极》追求的是没有国家、没有具体地区的感觉，超越过程的感觉，包括跨国演员的使用，我觉得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都是不适合的。
因为今天中国的艺术，仍然需要强调身份，中国电影的身份。
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文化信心非常失落的时代，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身份认同，强调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我始终会坚持在中国拍摄，这种文化责任是应该承担的。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好的电影，一是它们的商业能力不够，其次是它们受到了压制。
这样一些影片的存在不被人认识，这之间就是文化出了问题。
我以前从来不看美国商业电影，觉得没意思。
现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小孩，像我姐的孩子，都看美国大片。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资源开放之后，年轻人的那种文化认同更倾向强势，强势文化更有吸引力。
这种变化很强烈。
经济观察报：年轻人为什么会失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就因为人家的更强势吗？
贾樟柯：还有就是认识历史极少，我选演员时接触的年轻人特别多，这些孩子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
所谓爱国、文化信心，都跟对历史的热爱有关系，但是这些孩子拒绝。
比如谈到历史，最起码我会惭愧。
我这两年一直在看历史书，我对民国特别感兴趣，在那个中国刚刚寻求现代化的时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很有戏剧性。
对本来应该了解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人物，我会惭愧，那些孩子不会惭愧，他会觉得今天的我们跟历史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愿意建立联系，特别是没有兴趣。
这种普遍的态度是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
你没有思考能力，你只是一个喜欢消费的人，整个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判断力在下降。
我觉得独立是从反叛开始，我现在非常强调反叛，更年轻一代缺少这种东西。
经济观察报：你电影里面的人物给人很迷茫的感觉，比如《任逍遥》里的那群小孩，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都很茫然，也不去想。
这是你对身边人的感觉吗？
贾樟柯：是我对年轻孩子的感觉，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
以前我们中学毕业以后，每个人设计自己的生活，有的学画，有的回家，有的准备当兵，不管初衷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方向。
后来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什么都不要，就那么待着，在回避真实生存的压力，生活得很平面，网络可以支持他们一年半年的生活。
这种游荡，这种无所事事，对未来不做设计，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
也不说它好还是坏，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绝望。
我相信这种绝望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逐渐变得不公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的孤单感越来越强。
可能我的同学生下来他就是富的，因为他爸是开煤矿的，他什么都不用努力，他18岁可以开一辆车瞎晃，而我折腾半天又能怎么样？这种东西慢慢地变成绝望之后，自己的生活便任由时间去挥霍。
经济观察报：你的每部作品都很现实主义，你没想过换个题材换个风格吗？
贾樟柯：还是现实的要求，你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实，是很焦灼、很残酷、很痛苦的。
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说，从创作角度来说，我拍电影八年始终不离开现实题材，因为这个时期问题比较突出，等到社会过渡平稳、相对平缓之后，可能问题没有这么多，可能其他形式、题材也有。
经济观察报：现实生活中，你拍的这些底层人物会喜欢看你的电影吗？如果他们都不爱看，你前面所说的通过电影来影响公共意识如何实现？
贾樟柯：看的人会有一些，可能90%的人都不会看，但一个电影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公共意识，并不在于多少人看过，可能只有五百个人看过。
比如分享哲学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确会影响社会。
电影也一样，当然电影是大众艺术，看的人越多越好，但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不在于我拍民工就让民工看，其实民工恰恰最不需要看，因为他本来就处在他的生活之中，他比我还了解。
但可能是管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人，或者说另外的阶层，会需要看这样的电影，这是对他生命经验的弥补，对他有影响，这是最重要的。
小武的影片评价
答《小武》的影片在柏林取得了传奇般的成功，它使其导演作为中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瞩目，格雷戈尔称誉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更重要的是，一块标记中国电影的昨天与今天的界碑树立起来了，多年来，甚至可以说自中国电影有史以来，还没有一部电影这样诚实的表达了正在活着的中国人的气息。
《小武》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对集市上来往人群的扫描，贾樟柯后来很喜欢这种方式：大量的长镜头、中景、远景和群像，这也使得《小武》成为一部特殊的作品，它集中塑造了一个立体的人，和其他作品的野心相比，它称得上心无旁骛；它经常停下来捕捉人物呆滞、尴尬、麻木的表情，仿佛一部人类学研究之作。
但小武仍然只是叙事的一个棋子，他连接起的朋友、女人和家庭，虽然都没有被充分地伸展，却编织起了一张人际的网络。某种意义上，汾阳仍然是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小武虽然因为小偷的身份与这张网有所疏离（他甚至被好友小勇的婚礼拒绝了），但依然会频繁地与之发生联系，就如夏布罗尔所说的，小城市里的人，彼此认识，人们会更仔细看你，你也不得不既考虑自己的存在，同时考虑周围其他人，从面对人性的角度说，这要比简单的交流更值得琢磨。相比之下，大城市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孤独，人们的交流会产生障碍，由此遮掩了很多话题，所以，这个新浪潮导演一直坚持在巴黎之外的地方寻找故事。贾樟柯也一样。
小武面临的首先不是小偷身份的尴尬，小勇正是与他同做扒手时结下友谊的，他也能用这个身份帮助其他人，或显示自己的控制力。但当他在街头晃荡时，某些新东西正在进入小城：小勇走私香烟、开歌厅成了企业家和劳模；从北京出来追寻明星梦的胡梅梅落在这里做了妓女；二哥和城里人结了婚，需要家里凑钱维持面子……小武最终是被这些新的人际纠结给抛弃了。
但影片扑面而来的感性并非是某种同情或是（和惯于煽情的中国导演相比，贾樟柯不明确表达“同情”，而只是观察）愤怒，而是对小城生活出色、精确的捕捉：在公路边漠然等车的人们，街道上宣传政策的广播，光线昏暗的台球室，连续播放枪战片的录像厅，提供点歌服务的电视台……尤其对众多从小城市走出来的青年来说，电影里的场景如此熟悉和真实，几乎没有一个场景牵强和突兀，它不是某种意念的化身，而是冷冰冰的存在，是很多人遗忘在故乡的影子，此刻仍然在中国最广大的区域里上演着。这种细腻、流畅的记录不厌其烦，使小武（扮演者王宏伟本来就拥有一张最大众的脸）很自然地就被包裹在其中。“就像一根浸在油里的绳子。你只想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整个绳子大概都浸湿了”（侯孝贤语）。
在环境的破败中，小武麻木、无聊的表情最直观地传达了小城的气质，有一场戏里，他 和一个朋友嬉闹，追来追去，就像《童年往事》里阿孝的日常生活：从街道这头跑到那头，下次再跑回来，从墙头翻出家，再翻进去，镜头积攒着，仿佛一个跑不出去的圆。但小武根本就不耐烦跑，在厚重的黑镜框下，他几乎总是眯着眼，以至于你会忘记他比《任逍遥》里的主角大不了多少。
贾樟柯也不解释小偷的动机，那只是通俗剧的要求，他要呈现的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是小城里无数麻木过了一生的人生命中的一截。《站台》里众人问从广州回来的张军，“花花世界有什么好？”他回答说，“那里人们都很忙”：的确，无事可干是小城生活最致命的地方。在呆滞的人物背后，流行歌曲隐晦地透露了些秘密，那是小武为数不多表达情感的方式，虽然多是声画对位和一种反讽：当小武从警察那里知道小勇要结婚的消息而去询问他时，背景里嘶嚎起屠洪纲的《霸王别姬》；在歌厅里，胡梅梅把小武当大款来傍，唱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虚幻的英雄梦游荡在一个卑微男人的尊严之上；而在婚礼、葬礼、街头、舞厅、电视里，一首泛滥、夸张地表达感情的歌曲《心雨》，一次次在疏离、冷漠、孤独的场合响起。
小武便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个体。面对着社会转型对于小城各方面的冲击，小武不理解，不适应，或者还有不情愿；他孤独于群体之外，仍以旧有的方式去看待、处理身边的人和物，他以他的常态对应着世事的变动。诚然，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口袋中的钞票越来越多，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也随之开始转变，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体系全面占据人们的内心。正是在这种变动中，一代人开始了游离与契合的过程。小武明显的属于游离的人群，他与曾经的“战友”吵翻——因为他已发达，需要忘记不光彩的过去保留体面；与爱人分别——她选择了金钱的归宿；与父母隔阂——金钱关系渗透进家庭代替了亲情。由此，小武苦闷，彷徨，孤寂，矛盾，困惑，进而，以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对这个社会进行着无力的反抗。
最后说一下表演。贾樟柯在此全部采用非职业演员，利用他们的本色演出创造着一个极度迫近真实的影象世界。无疑，他成功了。影片中，各个人物血肉丰满，地道的方言、毫无修饰的服装、木讷的表情、缓慢的动作，你无法指摘他们的任何一个动作，因为他们演的就是他们自己，没有模式，没有套路，如同贾樟柯在此开创的这种电影类型一样。
贾樟柯是一个执着的导演，在《小武》里所表现的内容一再出现在他以后的电影当中，从《站台》到《任逍遥》，从《世界》到《三峡好人》，贾樟柯一步一步完善着他的小城电影，一步一步完善着他的历史寓言。
贾樟柯在《小武》中对于他所表现的一切人物与事件进行着生活流式的客观展现，没有刻意的表露出自己的主观情绪。只是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与游移的展示中，对于小武，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贾樟柯对他的无奈与痛惜。也许这也是贾樟柯对于现今社会形态的态度吧！小武以他特有的精神内核重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露出的一系列宿命与矛盾，同样面临着变与不变的抉择，同样面临着价值观的转变，同样面临着犹疑与困惑的精神状态。贾樟柯以他独有方式站在影象的角度建构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这是他领先于第六代导演最突出的地方。
在《小武》中，环境造型真正体现了贾樟柯还原生活再现生活的目的。实景拍摄，长镜头，自然音响的全面引入，再加上摄影机机位总是与人眼持平的位置，没有特效镜头的应用，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真正如同亲临现场一般目睹着前面所发生的一切，加之无戏剧化的情节构造，一幕幕真实生活的场景浮现于观众的脑海，真实与想象之间发生冲撞，影象与生活之间发生重叠，令观众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与情感宣泄。
小武电影影评分析
答小武电影影评分析如下：
贾樟柯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因为还没有一部电影像《小武》这样诚实地表达了正在活着的中国人的气息（格雷戈尔评）。贾樟柯非常了解小武这样的小人物的生活，所以他拍的片子显得非常真实（编剧芦苇评）。
贾樟柯的首部长片，故事背景设定在他再也熟悉不过的家乡，真实的镜头下，观众们看到了面对剧烈转变社会的边缘人生活。贾樟柯之后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观察，在《小武》中清晰可见（关锦鹏评）。
《小武》可以感受到部分侯孝贤早期电影的气息，大量使用画外音、保留背景音、起用非职业演员、避免不必要剪接（时光网评）。
看完《小武》，也许你会很简单地认为“小偷也是人”，第一遍就能给观众这样的感受，已经很成功了。而到了第二遍第三遍，就越来越觉得小武不仅仅是小武，不仅仅是那个汾阳县的小偷，而是穿越于城市与乡村间的芸芸众生（凤凰网娱乐评）。
《小武》是贾樟柯编剧并执导的独立制片剧情电影，由王宏伟、郝鸿建、左雯璐等主演，于1998年2月18日在德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生活在中部某小县城的梁小武在接连失去友情、爱情和亲情后最终失去自由，成为囚徒的过程。
看完本文，相信你已经对关于贾樟柯电影小武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处理它了。如果之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不妨试试探索吧推荐的方法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