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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最佳答案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是刘青山，张子善案。
一、案件简介：
这一案件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有三项：
第一，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第二，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以49亿元（旧币）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旧币）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
第三，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旧币）。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旧币）。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当时的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也就是说，相当于现今人民币的171万余元。
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国家和老百姓还很穷，可见其性质恶劣。
所以，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判处死刑，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二、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政治影响
两声枪响，炸响如惊雷，宣示着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毫不姑息的态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决心。
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的发生和处理，直接推动了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反腐肃贪风暴。
发生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腐化变质案件，让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自此成为教育全党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依然警钟般振聋发聩，引人警醒。
参考资料：中国组织人事报 发表时间：2014-01-10 星期五
中国历史上反腐斗争的第一大案对当今的党风建设有什么启示
最佳答案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奉最高人民法院命令，判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的全部财产。刘青山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这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然而新中国的这一天却显凝重。河北省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这前后两任天津地委书记因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71亿多元(旧币，1万元折合1元)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此案也作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载入历史。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子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省纪委原专职常委、现已86岁高龄的周克文老人陷入深深的回忆。“那时我是沧州地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公审大会当天，机关统一组织收听大会实况，但真正全面准确地了解案情，还是在看了公审大会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周老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家报纸都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特别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刊登了10余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看后让人很震撼。
据周老讲述，听到枪毙刘、张二人的消息，大家先是震惊、再是惋惜。也有少数人不理解，认为刘、张二人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但真正知晓了他们利用职权盗窃和剥削国家财产、贪污挥霍等祸国殃民的罪行后，便完全转为愤怒、替其悔恨：在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英勇作战，被战士们称作“红小鬼”；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职务不断升高，他们逐渐放松了自身约束，在腐朽思想的侵蚀下，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席卷大地，为全党全社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对两大贪污犯的严厉惩处，如风暴、如雷霆，纯洁了干部队伍，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有力地振奋了党心民心。”省监察学会副会长、原省社科院研究员时运生评价，如当时毛泽东所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一案件写成的警示教材，成为执政赶考路上每一名党员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时运生说，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预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中国成立初期，砍下这反腐第一刀，对于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示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六十周年每年大事件
最佳答案1949年，周恩来宣读国旗国歌决议案，北京普通女工赵文瑞师傅缝制新中国第一面国旗。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不用洋油了
1963年，毛泽东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同年，第一次国庆大阅兵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3年：中央通过农业生产决议
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1953年：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6年，我国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
1967年，“革命样板戏”开始推行
1968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并发掘
1977年，中断10年高考恢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80年，亲历了深圳特区的黄金十年
1981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
1983年，首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诞生
1984年，新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1986年，863计划开始实施
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
1989年，希望工程启动
1991年，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
1994年，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
1995年，双休假日改变生活，同年，我出生
1997，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8年，抗击特大洪水灾害
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同年澳门回归，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越来越快，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各种矛盾也亟待解决。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汶川发生大地震，死丧惨重。
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 已回答，求
第一大案剧情介绍
最佳答案电影《第一大案》将围绕反特专员陈怀邦（郑昊饰）与刘青山（郭广平饰）、张子善（邢岷山饰）、敌特“青盲”（贡米饰）斗智斗勇的故事展开。
电影《第一大案》是以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侦办始末为蓝本，讲述1951年，陈怀邦在反特行动中，挖出了地委书记刘青山的惊天秘密，昔日战斗英雄成为巨贪。
陈怀邦并没有因旧时情谊而放弃内心所追求的正义，而是选择了忠诚于党纪国法，忠诚于人民，终将其送上了人民审判台的故事。
电影《第一大案》是以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侦办始末为蓝本，由河南省纪委、河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郑州报业集团、河南郑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由冯诗卉担任总制片，著名编剧邵钧林担任艺术总监，沈悦任导演，郭广平、郑昊、邢岷山、贡米、洪卫主演，斯琴高娃、陶玉玲、侯勇、曾黎、韩童生、王劲松、王正军、居文沛、邵峰等实力派演员加盟的院线电影巨作。该片于2015年10月17日于上海开机，11月21日于郑州杀青 。
创作背景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处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内容来自 百度百科-第一大案
新中国历史假币大案
最佳答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反腐败斗争的第一大案是什么
“刘青山、张子善案”。
1952年2月，河北保定市举行了全国瞩目的公审大会，宣判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刘青山、张子善都是老 *** 员、党的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但革命胜利后，他们在担任领导干部职务期间，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盗窃国家财产达171. 62 亿元，堕落成人民的罪人。案发后， *** 中央高度重视，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虽然刘、张二人的地位很高，对革命作出过贡献，但他们的腐败行为已经构成了重罪，情节恶劣、影响极坏，不处决不足以平民愤，同意判处死刑。
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反腐败斗争的第一大案。
2.谷正文的伪钞大案
1950年， *** 败退台湾之后，保密局头子叶翔之便构想在台湾印制一批假人民币和假港币，再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货币市场，引发经济恐慌。蒋经国一听到这个计划，立即兴致勃勃地表示赞同，使这个印制假钞的工程前后进行了11年之久。
不过，当年台湾的印刷制版技术不行，想仿制出可以乱真的钞票并不容易，谷正文灵机一动，认为在监狱里必定关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经过查找刑事犯罪的资料，终于发现了一名“天才”人物凌旦复，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犯罪专家，平时懒洋洋的，三小时也说不出一句话，但谈到如何印制假钞，马上精神大作、口若悬河，满脑子都是犯罪方法。于是，一纸公文便将这位囚犯给“调服劳役”，颇受礼遇地搬到了一座大别墅“特种印刷所”享受贵宾待遇。凌旦复用的是土法炼钢的硬招数，简陋的设备加上他那双具有“分色”功能的眼睛，每天趴在灯箱上一刀一刀地猛刻。后来，又在德国买到了同时供应大陆印制人民币的纸张，这“特种印刷所”的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仿真的人民币。
不过，当时保密局的特务们并不了解大陆的情势，印制的大都是五元一张的大钞，完全不了解大陆还是停留在几角、几分花钱的艰苦奋斗时代。一箱箱印制精美、几可乱真人民币全部打了水漂不说，还因此暴露了不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后来，往大陆闯关的人民币就改成了面额一元、五角的小钞了。印制港元的成本要高一些，都是成箱成箱地往广东、香港带去，这样不仅给大陆经济带来严重的困扰，也给不少在这两地做生意的外国人带了不少损失，到后来连美国人都不干了，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最后蒋经国找到谷正文，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非印假票子不行？”其实，印制伪钞蒋家父子都是事先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当初的贪念与无知，才惹来一长串的麻烦。
3.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是刘青山，张子善案。
一、案件简介： 这一案件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有三项： 第一，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第二，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以49亿元（旧币）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旧币）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
第三，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旧币）。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
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
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旧币）。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
当时的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也就是说，相当于现今人民币的171万余元。 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也不是个小数目。
在当时，国家和老百姓还很穷，可见其性质恶劣。 所以，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判处死刑，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二、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政治影响 两声枪响，炸响如惊雷，宣示着中国 *** 对 *** 绝不容忍、毫不姑息的态度，表明了中国 *** 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决心。 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的发生和处理，直接推动了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反腐肃贪风暴。
发生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腐化变质案件，让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 *** 的法律条例。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自此成为教育全党的典型案例。
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
最佳答案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全国执政的党，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时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道路。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当时瑞金县机关一个月内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该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这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而且给革命根据地财政带来很大困难。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这场斗争历时二年零八个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止。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充分依靠群众。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高潮，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中央苏区还颁布了统一的税收条例和细则，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便于群众监督。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以及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明显效果。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执法严格，出击有力。根据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法规条例中的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者，均处死刑或10年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参加革命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当时任清涧具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因此，当地群众称陕甘宁边区为奖廉肃贪的模范。民主政府的声誉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②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同志。案发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对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当地群众也对此议论纷纷。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2]③把反腐败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后来，毛泽东又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阐述革命人生观的光辉篇章，教育党员和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4]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其他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发了同类条例。各条例首先明确规定贪污罪的界定范围是：在土改中侵占或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资应交公而私行留用者；凭借政治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强征、强募财物或受贿者；吞没或盗卖公物、公粮、公产者等等。这些条例还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各解放区严格执行惩办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创立的，根据各大解放区军队执行的情况，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于1947年10月以解放军总部训令形式重新向全军颁发，要求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区党政军的反腐倡廉建设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避免“始兴终亡”的问题。毛泽东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会后不久，党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离西柏坡时登车后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这次整风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自我检查和组织帮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接受党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他们勾结私商以各种手段侵吞、盗窃国家财物，有的收受贿赂，包庇资本家偷税、漏税。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5]。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随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发，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发动“三反”运动，清除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腐败现象，从而净化了党风和社会环境。这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此后，“奢侈浪费可耻，艰苦朴素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官不贪，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荡涤了旧社会的腐朽丑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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